德国奇迹：固定汇率下的高速增长与政策协同

说明：“其它欧陆核心国家”指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瑞典和瑞士

实际有效汇率是度量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性竞争力的通用指标，可以从平均出口价值（或价格）、单位劳动成本和消费者价格（或GDP平减指数）这三个维度分别度量。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价格性竞争优势下降，反之则反之。林德拉的研究表明，联邦德国是OECD大国中唯一不能用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来解释其世界贸易份额变化的国家。50到60年代，联邦德国实际有效汇率整体上是稳定的——60年代以前低于100，而后高于100，但其贸易份额却从1950年的3.76%增至1961年的8.8%，1973年代进一步升至10.62%。1974年至1991年维持在8%到11%之间波动。

德国马克升值并未明显降低德国出口的份额，这是因为，汇率只是构成价格性竞争力的一个要素，其它非价格性竞争因素有效对冲了汇率升值的负面影响：供给侧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TFP，提升“德国制造”的质量和科技含量；需求侧保持国内相对紧缩的信用环境和克制的财政政策，使德国的物价水平涨幅显著低于欧美核心国家（图4）。从1950年到1960年，德国物价涨了22%，法国72%，英国49，美国27%；从1960年到1970年，物价涨幅分别是：30%、51%、49%和31%。从1950到1995年，德国平均通胀率仅为2.87%，低于美国的4.11%和日本的4.57%，在23个主要工业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德国物价指数超过了瑞士）

图4：物价指数（CPI）跨国比较

数据来源；IMF，CEIC，东方证券

德国经验充分说明了供给侧——创新、质量和产业升级对于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性，这也是在实际汇率升值的同时扩大贸易盈余和提升贸易条件的有效手段。价格性竞争力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汇率升值也是倒逼国内产业升级的手段。“当马克真正升值时，联邦德国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不得不放弃国际贸易中模仿性更强、劳动更密集但竞争性更弱的生产活动……贸易部门的未来在于人力资本密集型活动，通过提供人力资本和新知识作为创新条件，为这些活动提供最大支持。”在这方面，德国和日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应对汇率升值的挑战，德国保持了宏观政策上的克制，用非价格性竞争因素保持了出口市场份额，而日本则采取的是财政和货币双扩张政策，欲以内需扩张缓冲外需收缩，使经济走向泡沫化，泡沫破裂之后走向停滞。

本阶段，德国宏观政策的调整和不同政策之间的协同可被看作是蒙代尔理论的经典案例。他指出，开放经济体中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与汇率制度和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度有关。在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制度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国际收支上，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效果不显著，这应该由财政政策来实现。相反，在浮动汇率时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角色正好互换。但是，这并不是说，固定汇率条件下，货币政策对于稳定物价也没有作用。50年代中期，联邦各银行曾采取紧缩货币的政策对抗通胀，但屡屡失败，反而通过降息，引发资本外流的方式获得了成功。正如蒙代尔总结道：“在通货膨胀压力下的顺差国应该放松货币条件并提高税收（或者减缩国家开支）”。

1948至1971年之间，德国的宏观政策组合是：温和的工资政策+固定汇率+（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增长、就业与通胀，而货币政策则需要在通胀和国际收支顺差中保持平衡，扩张的货币政策是谋求国际收支顺差的必然结果。双顺差时期中国的货币政策与德国有相似之处。联邦德国也是西方国家中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代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也有相通之处，均不同于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所以，德国的历史颇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在追赶红利逐渐消失和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出口优势。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