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 战略理念与中美贸易摩擦(上)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USTR）统计，2016 年美国与中国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约为6 485 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为1 698 亿美元、从中国进口为4 788 亿美元，美国与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为3 090 亿美元。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2016 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为1156亿美元，美国从华商品进口为4 626 亿美元。2016 年，美国与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为3 470 亿美元。2016 年，美国对华服务出口为542 亿美元，从华服务进口为161 亿美元。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为380 亿美元。据此，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政府正施压中国削减对美贸易顺差1000亿美元。2018 年4 月5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处依据“301 调查”，额外对1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使得中美贸易摩擦不断被人为地放大。事实上，据沈国兵（2017）［2］测算表明：

（一）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

依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计算发现，1995—2015 年美国对中国年均贸易逆差排名前24 位的三分位产品是：自动数据处理器、电信设备、婴儿车及玩具体育用品、鞋类、家具及部件、机器零部件、纺织服装品、塑料制品、家用设备、纺织女装、电器仪器、电视机、旅行物箱包、录放机、纺织制品、照明灯具及配件、贱金属制品、办公机器、未列明杂项制品、贱金属家用设备、非纺织服装品、电力机械及零部件、车辆零部件，以及非针织纺织男装。观察期内，这24 类三分位产品贸易逆差占到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的88.0%，2015 年占到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的86.7%，因而这24 类三分位产品构成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是有足够代表性的。

（二）中国对美国年均贸易顺差

与之相比，1995—2015 年中国对美国年均贸易顺差排名前24 位的三分位产品是：自动数据处理器、电信设备、婴儿车及玩具体育用品、家具及部件、鞋类、纺织服装品、塑料制品、家用设备、电视机、机器零部件、电器仪器、纺织女装、录放机、纺织制品、车辆零部件、旅行物箱包、照明灯具及配件、办公机器、贱金属制品、未列明杂项制品、贱金属家用设备、非纺织服装品、非针织纺织男装，以及拖车半拖车。观察期内，这24 类三分位产品贸易顺差占到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的103.0%，2015 年占到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101.2%，因而这24 类三分位产品构成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是有很强代表性的。

两相相比，美中双边在其中的23 类产品上呈现出贸易差额相反的贸易互补性，依据UNCTAD数据库测算进一步证实了中美双边在贸易失衡的主要贸易品上确实存在高度的贸易互补性（沈国兵，2017）。并且，从美国对中国年均贸易逆差排名前24 位的三分位产品来看，美国从中国进口呈现出巨大贸易逆差的都是成熟技术的工业制造品，基本上具备一定工业能力的国家都能够生产，一旦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冲突，美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不受先进技术条件约束、不受季节性气候条件约束的生产者和充裕的供给商。

（三）中方在双边贸易摩擦中所处的地位

通过美国不断挑起的美中贸易摩擦，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方在双边贸易摩擦中处于极其非对称的应对地位。据USTR 统计，2016 年，美国对中国最大的出口类别（HS2 分位）是：多种谷物、种子、水果（150 亿美元）、飞机（150 亿美元）、电力机械（120 亿美元）、机械（110 亿美元）和汽车（110 亿美元）。2016 年，美国农产品出口到中国的总额为210 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市场，主要出口类别包括：大豆（10 亿美元）、粗粮（除玉米外，10 亿美元）、兽皮和毛皮（9.49 亿美元）、猪肉和猪肉制品（7.13 亿美元）、棉花（5.53 亿美元）。由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呈现出要么是先进的技术制造品如波音飞机和先进机床设备等，要么是优质的农产品如大豆和棉花等。这些产品囿于先进技术条件或季节性气候条件约束，不是任何国家都能够生产的，一旦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冲突，中国就很难找到生产者和充裕的供给商。因此，中美双边贸易处于严重的非对称地位。

（四）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主要成因

造成美中贸易逆差不平衡乃至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主要成因：

1. 真正原因在美国

中美商品贸易摩擦的由头归因于美中巨大的贸易逆差失衡，而造成美国外贸逆差失衡的真正原因是源自美国自身。即使中国在原油、载人车辆、 70%的原油、药物、天然气、含酒精饮料和车辆零部件等产品上处于贸易逆差，也无法改变美国在这些产品上严重的贸易逆差失衡，美中双边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排名前24 位的三分位产品贸易上呈现出贸易差额相反的贸易互补性（沈国兵，2017［2］）。这表明国际分工生产决定着美国在这些产品上将呈现出持续的贸易逆差失衡。

2. 逆差失衡因美元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充当国际清偿手段以及国际生产分工等，是决定美国持续贸易逆差失衡的原罪。

3. 其他决定性因素

美中双边贸易失衡表象上看是双边贸易的结果，但实际上是受制于诸多决定因素的。其中，美中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两国要素禀赋差异、贸易计价差异与运输时滞、贸易结构、储蓄因素、美国出口管制、汇率变化、贸易增加值、显性比较优势、购买美国国债，以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区域生产网络等直接影响到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具体来看，美中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要素禀赋差异决定了美中双边贸易的技术互补性和贸易互补性，由此形成的美中双边贸易失衡是自然的。美中两国贸易计价差异与运输时滞、贸易结构和显性比较优势等决定着美中双边贸易不平衡也是自然的。在全球生产网络下，中美双边贸易失衡是跨国公司向中国直接投资转移、特别是东亚国家及地区的企业在中国生产引致贸易差额转移的结果，由此加重了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美国出口管制、储蓄等也会加重美中贸易不平衡；而汇率变化、增加值统计、购买美债等会部分缩减美中贸易不平衡。事实上，只要存在国际分工和贸易，美中这两个最大的国别贸易体出现贸易不平衡就是常态。所以，美中双方要明确，双边是难以实现贸易平衡的，只能部分地缓解美中贸易不平衡程度，全球生产网络下需要在多边框架下基于贸易增加值统计来重新审视、协调和化解贸易不平衡问题。

（五）背道而驰的管制措施

如果美方真的想实质性减少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就必须消减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放宽对华出口领域。但现实是，美方一方面要求中国扩大从美国进口、缩减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却仍旧坚持高门槛的出口管制壁垒，限制高技术出口领域对华出口。这样，结果是美中贸易逆差仍将会继续存在、甚至扩大。中方一直以来诉求美国消减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领域，放宽对华出口领域。但是，从今年5 月19 日发表的“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中却没有点到这一点，说明中美在扩大高技术出口领域上谈判很是艰难，并没有向前迈出坚实的改善性一步。这说明美方仍需要拿出诚意，采取有效措施来实质性扩大对华高技术货物贸易出口，进而缩减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而不能让中方单方面来扩大从美过度进口。

此外，美方诉求中国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这一点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是有疑虑的。如果美方诉求中国单方面过度扩大从美进口量，其他国家也要援引WTO 规则加以诉求，因为WTO 不得歧视和显示差异性，主张国民一致性原则。这样，给美国的好处其他国家要求一体均沾是正当的，这本身就是国民一致性原则的要求。因此，中方不能片面地接受美国提出的单方面过度扩大从美国进口量的诉求，而要考虑到WTO 国民一致性原则，防止其他国家援引WTO 规则加以诉求。可行的办法是，中国尽快加入全球《政府采购协定》，按照市场规则和进口产品质量标准来进行对全球招标进口，这样，既可实现扩大从美方进口（依靠美方自身出口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来中标），但同时能避免单方面从美方过度进口，因为后者不符合WTO 非歧视性规则。

（六）双方应调整进出口领域

中方在增加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的同时，必须考虑到这一举措对中国农产品生产带来的巨大冲击，应更加偏向性地增加从美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及先进能源设备的进口。囿于农产品的保质期和先进服务业的进口匹配消化的有限性，中方短中期内在农产品、先进服务业上进口量是受约束的，关键取决于美方能否采取有效措施来实质性扩大对华高技术货物贸易出口。实质上，这一点中美双方有共识，关键是后续如何有效落实进口规模，同时将对中国农业产生的冲击掌握在可控制范围之内。一是中方作为发展中大国，在有意义地增加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和能源的同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一措施可能对中国农产品生产产生的冲击。从美国进口高品质的农产品确实有利于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提升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但是也必须考虑到这一举措对中国农产品生产带来的巨大冲击。因为截至2017 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有13.9 亿人，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就决定着中国必须要严格捍卫“18 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否则，将会危及中国的粮食安全。二是中方在有意义地增加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和能源的同时，应更加偏向性地增加美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及先进能源设备的进口，同时强烈诉求美国消减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领域，特别是放宽在关系到中国民生领域的高技术对华出口管制。这一点可以与后续中方大幅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进口中进行综合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