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谈金事 | 2020年后：黄金助力中国经济展现出韧性

2020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可见的未来岁月中，这种“双循环”新格局对工作、生活、教育、娱乐等各个领域产生的深刻影响，将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时代背景中的“三个阶段”划分

如果把中国经济内外循环放在一个更长的时代背景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在交叉重合中依次向下一阶段过渡。其中，1949至1978年之间，是以内循环为主、内循环为外循环积累资金的阶段；1979年至2020年之间，以外循环为主要特征、外循环促进内循环的阶段；以及2020年后，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阶段。

1949年至1978年：黄金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还是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主要依靠内循环发展成为历史的选择。此时，新中国通过农业积累来推进工业化体系建设，而工业化建设就需要引进工业成套设备。但当时中国面临着西方的全面封锁，外汇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

据据黄金行业专家刘山恩所著《问鼎》一书记载：“那时我国的自由外汇很少，因而，黄金是当时外汇储备的主要组成部分。从1952年至1958年的7年间，黄金在国家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平均接近60%，因而也成为当时偿还外债的主要手段。”

简单地说，这一阶段发展黄金工业是为了增加国家的外汇支付能力，应付国家出现的紧急需求。

据《问鼎》记载，此时，建立在以农副产品出口基础上的以货易货的外贸体制，因我国农副产品出口能力的减弱而难以维持，因而对现汇的需求变得急迫起来。在当时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业品出口创汇能力也很差，所以只能从挖掘国内潜力着眼，这就是1957年政务院下发《关于大力发展组织群众生产黄金的指示》的时代背景。这是下发的第一个发展黄金生产的国家性文件。

至1978年，国家先后下发了3个发展黄金生产的国家级文件。

在1957年、1964年和1975年的三个时间节点里，黄金在我国偿还外债、出口创汇、大规模进口成套设备等几个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提升了黄金生产的国家战略地位。可以说，这一阶段打下的坚实的工业基础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实现腾飞的支柱，而这一“军功章”的“成色”中黄金占了很大的成分。

1978年至2020年：货币之锚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总路线。此时，我国面临着第二次成套设备进口潮，对外汇的需求量更大。

20世纪80年代期间，我国在资本项目下已成为外汇流入国，黄金外汇储备比70年代也提高了10.61倍，由年均16.01亿元增长到185.89亿元。黄金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已经超越了单一的外汇支付手段，发挥着更为广泛的作用。无论是开展国际贸易还是保持金融稳定，都日益显出黄金的价值。

1986年12月30日，《国务院关于加快黄金生产的决定》出台。这是继1957年、1964年、1975年之后，第四个加快发展黄金生产的国家级文件。

1985年至1990年间的“七五”计划时期，在保持一定黄金储备规模的同时，中国还出口了时值约30亿美元黄金用以创汇，以当时的平均金价推算，大约为230吨黄金。而“七五”期间国家自由外汇年均仅有50多亿美元，黄金出口成为我国外汇增储的重要路径。

同时，黄金也对稳定国内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推动价格改革曾引起了比较严重的通胀，增加国内市场黄金投放量成为回笼货币、抑制通胀的有效手段。据《问鼎》记载，仅1985年，国家就一次向首饰制造业投放黄金100吨，以当时的牌价计算，可回笼货币54.4亿元人民币，而且在销售环节和黄金首饰销售环节各自可以实现11.4亿元的增值。有效地促进了“内循环”。

1993年初，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一直实行管制的中国黄金行业也开始探索市场化之路。

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黄金交易所开业，黄金行业进入了全面市场化时期。2014年9月，上海黄金交易所启动国际板；2016年4月发布首个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基准价格“上海金”；2019年10月正式挂牌“上海银”集中定价合约。同时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积极落实与相关省份和沿线国家、地区黄金市场的全方位对接及战略合作。2019年，上金所黄金交易量居全球交易所市场第三位。

1978年至2020年间，以“外循环”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经济发展稳健，国家外汇储备大幅提高，同时国家黄金储备也实现了连年增长。通过外循环的积累，有效推动了内循环的发展与升级。

展望2020年后：黄金助力中国经济展现出韧性

经过改革开放前“内循环”和1979年改革开放至今40年“外循环”的积累，2020年后的中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真正展现出其自身的韧性。

一是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将基本承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需求。

二是中国产业结构将升级到更高水平，工业互联网与高度数字化的融合，将在大规模、创新力和精细化三方面发力，通过高附加值产品重塑“外循环”。

三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稳步推进，保证了“外循环”的回旋空间。

四是消费升级还有很大的潜力。随着以高铁为代表的新型交通网络的纵横交叉，以大数据、5G为代表的新一代移动网络的铺开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工作、教育、医疗、文娱等领域的需求将汇聚成源源不断的“内循环”增量。

但也毋庸讳言，中国经济还存在一些持久未解决的难题和挑战。

在“内循环”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房地产市场对人们消费的透支；在“外循环”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庞大美元外汇储备形成的贬值压力。

在中国，除了刚需购房外，很多家庭把第一套以外的住房作为未来的养老储备。原因是养老金仅仅是维持底线生活的保障。而在美国，人们囤房的愿望并不大，而且透支消费是美国社会的特点。原因是除了基本社保养老金外，还有巨大数额的私人养老金储备。截至2019年底，3亿多人口的美国，私人养老金总额达32万亿美元，占美国家庭金融资产的比例达35%。

私人养老金不仅给了美国人民透支消费的底气，而且成为美国股市及共同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截至2017年底，美国共同基金净值总额为18.75万亿美元，其中大约10万亿美元来自于私人养老金，占比达54%。这些共同基金的投资组合里，既有股票等进取型产品，也有黄金、债券等保守型产品。私人养老金“借道”公共基金的稳健长期投资，既获得了可观的个人收益，也客观上支持着美国股市连续多年的“长牛”。

在中国，除了社保养老金外，私人养老金也初具雏形，如企业年金近年来发展迅速。随着中国私人养老金的迅速发展，人们的囤房观念将逐渐向私人养老金储蓄观念转变，从而引流房地产市场对“内循环”的虹吸效应。而黄金将作为公共基金资产组合中的一部分，保障公共基金的稳健发展。

在国家储备方面，适当比例的黄金，也将有效地对冲美元外汇储备贬值对外循环造成的冲击。可喜的是，中国国家黄金储备已经实现了连续几年的增长，尽管与实际需求量相比尚有不小的距离。

我们相信，通过有效引流，黄金将与健康的房地产市场、适量的国家外汇储备，共同推动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向纵深发展。

最后借用一首诗来结尾吧！

每个国家在自己的时区都有自己的步程，在命运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

祝福中国！